王国勇的办公室里，最显眼的不是满墙荣誉，是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工作地图”。吉安各地的果园、田埂、农家小院都被做上了标记，那是他常年跑巡回办案的坐标。二十多年司法路，他习惯了一个动作：卷起裤腿，下乡去。

从讲台到法袍，认准了就往难处扎

很多人不知道，王国勇最初的职业，是乡村中学的英语老师。

少年时翻父亲订阅的《人民法院报》，那些定分止争的故事，早早在他心里埋下了“以法护人”的种子。2004年，他告别三尺讲台，通过招考考入井冈山市人民法院，成为在编干警，扎根井冈山基层法院，2014年通过遴选入职吉安市吉州区人民法院，回到了审判岗位。

“当了法官，就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看卷宗。”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刚到基层法院，他就给自己定了规矩：能现场调解的，绝不坐堂开庭;能情理法理说通的，绝不简单一判了之。

后来他接下吉州区法院执行局长的担子时，没人不捏一把汗——当时辖区执行绩效常年排全市末尾，积案多、矛盾深、阻力大，人人都觉得是“烫手山芋”。他没推，一句“组织需要我在哪，我就扎在哪”，硬生生扛了下来。

打破老模式，推行集约化流水线管理，设执行事务中心前置分流案件;对小微企业不搞“一刀切”，推出“善意执行、放水养鱼”的分段拍卖机制。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辖区执行结案平均用时直接缩短17天，十几项核心指标甩掉倒数帽子，昔日的执行“洼地”，愣是变成了全市标杆。

同事们总说，勇哥身上有股不服输的韧劲，再难啃的硬骨头，到他手里都能磨下来。

果园里的法庭：先听难处，再讲法条

“法官不下乡，难知百姓难;法庭到地头，矛盾好收手。”2024年升任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的王国勇依旧常年奔波在吉安的乡野间，一张小板凳、一本笔录本，树荫下、田埂边、果园里，就地就能开庭。

2024年9月，新干县一起果园务工身亡的上诉案，两边矛盾已经拧成了死结。务工老人朱某某意外身故，一审判令果园老板杨某赔付19万余元，杨某拿不出全款提起上诉;死者家属悲愤之下砸了果园大棚，原本的赔偿纠纷，闹成了邻里对立、宗族僵持的局面。

按常规开庭审，只会让两边越闹越僵。王国勇看完案卷当即拍板：“走，去果园现场审。”

天刚蒙蒙亮，他带着团队就往新干赶。到了地方，耳边没有法庭的肃静，只有风吹破大棚薄膜的哗啦声。一边是攥着父亲旧锄头、红着眼眶的朱家兄弟，一边是望着破败果园、一筹莫展的杨某夫妇。

王国勇没先翻法条，先蹲下身摸了摸破损的棚膜，又走到老人当年倒地的施肥点，抬头说了句：“这些树是朱老种的吧?长得多壮实，这果园能有今天，离不开他的功劳。”

一句话，让剑拔弩张的两边都安静了下来。

他把几个装橘子的空筐摞起来当凳子，招呼大家往树荫下坐：“咱们不急着说案子，先唠唠各自的难处。”他分头做工作，一边把侵权责任的边界讲得明明白白，劝家属理性维权;一边帮杨某对接农业扶持政策，商量出分期赔付的方案。

从晨光微熹聊到日头正午，他就陪着杨某蹲在田埂上吃盒饭，边吃边聊种橘子的不易。法理讲透了，情理也说通了，杨某最终愿意再补六万元，两家人当场签下调解协议。临走时杨某攥着他的手不肯放：“王庭长，你不光判了案子，还给我们留了过日子的路。”

二十多年来，这样的田间调解数不清有多少次。山林地界纠纷、土地流转矛盾、涉农企业官司……他总说“如我在诉”，把百姓的烦心事当成自家事，用法理定对错，用软心肠暖人心，让冰冷的法条，在红土地上长出了温度。

对待失足少年：拉一把，而不是推出去

办了大半辈子案子，王国勇心里有一块最软的地方，留给了犯错的孩子。

“未成年人走歪路，重在挽救，不在惩戒。”2015年，还在吉州区人民法院任职的王国勇就率先在辖区搭起了前科封存、圆桌审判、心理疏导、跟踪帮扶的全链条保护机制。去掉威严的法台，换成圆桌座谈;不用生硬的训诫，配上心理干预，给失足的孩子铺了一块“改过自新的缓冲带”。

当年永丰县两名留守少年因为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没人管教，一时糊涂拦路抢了点上网钱。作案后两个孩子还对着受害人鞠躬道歉，本性并不坏。

王国勇专门开车去永丰乡下，挨家挨户核实家庭情况。他清楚，缺亲情、缺引导，才是孩子走偏的根源。最终他没有简单从重判决，依法适用了前科封存，不让孩子一辈子背着刑事污点。案子结了，他的心思没放下——亲笔写长信开解孩子心结，往后一年多里，次次下乡都绕过去谈心，帮着对接职业技校学手艺。

如今当年的少年早已学成就业，踏踏实实过日子，逢年过节总不忘给王国勇发消息问候。

“我们办的不只是案子，是一个孩子的未来，是一个留守家庭的希望。”在王国勇这里，司法从来不是只有硬度，更有守护青春的温度。

从乡村教师到人民法官，从基层法庭到中院庭长，岗位在变，头衔在变，王国勇脚下的路始终没离开过乡土。一卷案卷、一双布鞋、一路风尘，他把公平正义走成了田间地头的脚步，也把司法的温度，种进了每一个当事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