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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法学会工作动态(第二期)
来源:本网原创 作者:周雍 罗师 时间:2018-06-29 浏览字号:[ ]

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七点建议

随着民法典总则编制的完成,民法典编撰工程的进程进入了第二个关键步骤,即对民法典各分编内容的体系化编制。现行《婚姻法》是1950年颁布出台的, 经历了1980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迄今已有近20年没有修改。然而在今日的中国,社会环境和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巨变,加上法律条文很多内容规定得非常保守和滞后,对很多实际问题的处理无法真正起到作用。最高院先后出台了4个司法解释,虽然解决了一些审判中的问题,但对有些问题特别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方面过于简单和片面,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也给婚姻家庭立法体系带来了混乱。此次民法典各分编的编撰,既是对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进行修改和重塑的关键节点,也是进一步提高婚姻家庭立法的前瞻性和预见性的重要契机。就婚姻家庭编而言,我们从配偶关系、亲子关系和夫妻财产制度三个方面,提出了七条具体的修改建议。

一、关于配偶关系方面的建议

(一)建议在“一般规定”一章中增加对“同居关系”的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具有法律意义的家庭形态和亲属范围也不断在变化。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各国在调整婚姻关系的范围上都有了一定的拓展,同居被认为是家庭组织形态的一种,包括非婚同居关系在内“类婚姻关系”被许多国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畴内,甚至赋予其与婚姻近乎同等的法律地位。长期以来,我国同居关系的调整主要通过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予以规范,婚姻法中并未予以规定。但改革开放以来,受社会环境和人们观念改变的影响,非婚同居现象大幅增加,由此产生的财产和身份关系矛盾也与日俱增,与此对应的是立法上的空白和司法实践中的无力。就拿本编编名来说,是“婚姻家庭编”而非所谓的“结婚离婚编”抑或“夫妻和财产编”,这就说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不是仅调整结婚、离婚及夫妻身份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而是调整包括婚姻关系和同居关系在内的所有家庭关系的的法律。我们认为,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是婚姻家庭法律的最大特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应当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对法律的需要,正视当今社会婚姻家庭生活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现状和趋势,尊重人们对家庭生活方式的自主选择,将非婚同居关系纳入到婚姻家庭编法律规范的框架内,并给与适当的法律保护。

同时,在“结婚”一章中,草案对未办理结婚登记后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作了可溯及既往的规定,实际上是有条件的承认了同居关系(即事实婚姻);另外,草案认为无效和可撤销婚姻在被宣告无效和被撤销后,双方在此之前的共同生活状态为同居。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使法律规定在逻辑上更加完整,建议在“一般规定”中增加关于“同居关系”的规定,包括在相应章节条款中对形成同居关系的条件、同居双方的权利义务及同居关系转化为婚姻关系、同居关系的解除等问题进行具体规定。

(二)建议在“家庭关系”一章中增加关于夫妻“同居义务”的规定

不可否认,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淡化,婚姻关系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受到冲击和挑战。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因一方出轨或长期无法共同生活等因素导致婚姻破裂和离婚的比例占到了83.3%,同时夫妻双方对另一方不能履行夫妻之实或不能长期共同生活的婚姻的容忍度低于40%,特别是初婚和中青年夫妻,容忍度不足10%。由此可见,婚姻家庭关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环境就是夫妻之间的“同居”生活,“同居”不仅是维系夫妻和家庭关系和谐的基础,也是实现婚姻家庭主要功能的重要途径,更是维护家庭关系和社会的稳定的关键因素。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婚姻家庭立法中都将夫妻之间的“同居义务”规定为法定义务,并对违反同居义务设定了法律责任。

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思想的解放,夫妻之间履行“同居义务”并不再是难以启齿的事情,而逐渐成为人们所广泛认可和接纳。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也承认并支持了“夫妻同居协议”这类约定,“同居义务”这一概念已经被相当一部分群众所接受,在婚姻家庭立法中予以体现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婚姻家庭法理论中,“同居义务”与“忠实义务”是紧密联系的,二者相互补充又各有侧重。而在婚姻家庭编草案仍只是要求“夫妻间应相互忠实”而没有提及履行“同居义务”方面的要求,显然是不完整的。明确夫妻“同居义务”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种伦理要求和道德义务,更是法律义务,也就是说,违反“同居义务”导致一方受伤害甚至导致离婚的,他(她)可以请求对方给予损害赔偿。如此,法律不仅可以引导和督促婚姻当事人正确地履行婚姻家庭生活的义务,也可以及时将受伤害的当事人从不幸的婚姻中解救出来,并尽可能地使其获得身心上的慰藉。

(三)建议对扶养制度进行完善,补充离婚扶养制度的规定

扶养制度是我国现行婚姻法律制度中较为薄弱的一个环节,现行《婚姻法》仅在第20条作了简略而笼统的规定,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鲜有触及。与法律上的缄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法实践中的冲突日益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积累,也带来了对婚姻家庭的严酷考验,有权有钱之后抛弃糟糠之妻(夫)的案例我们听得越来越多,但除了道德上的谴责,我们似乎没有更多的手段去保护被无情抛弃的夫妻一方的权益。这就涉及到夫妻之间扶养制度,特别是离婚扶养的问题。很遗憾的是,这次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没有对该问题予以重视,仍然沿袭了现行《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对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情况下,有能力一方提供“适当”的帮助,这样的规定显然不足以保障困难一方当事人离婚后的需要,特别是对那些为支持对方事业发展而牺牲自己的事业和机会的一方当事人极不公平,现行《婚姻法》的扶养制度因此也饱受诟病。

离婚扶养,在国外婚姻法律制度中更多地是被称为“离婚赡养”,主要是保障离婚后弱势一方(特别是女方)维持其原有生活质量的制度。很多情况下,提出离婚的一方(通常有一定过错)需要向另一方支付不菲的赡养费。因此离婚赡养具有一定的民事制裁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让“陈世美”们对随意抛弃糟糠之妻(夫)有所忌惮,也充分体现了婚姻家庭法的“保障弱者利益”的精神和原则,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实现离婚自由。近年来,随着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呼吁建立离婚扶养制度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不少专家学者支持通过完善现有的扶养制度来确立离婚扶养制度。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有56.3%的受访者认为离婚后,条件明显好于另一方的当事人应当向对方支付赡养费,其中有近七成为女性受访者。为了更有效地救济离婚后弱势的一方,缓解国家社会保障的压力,建议在婚姻家庭编“离婚”一章增加离婚扶养的相关内容。可参考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在法律上赋予原配偶向有负担能力的一方请求支付扶养费。同时,为不过于加重给付义务人的负担,应对一方当事人请求支付离婚扶养费的条件进行一定的限制,如离婚导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需要抚养子女等。

二、关于亲子关系方面的建议

(一)建议在“家庭关系”一章中增设有关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父母的认定规则,并明确相关法律关系

如今,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已经非常普遍。以江西省为例,根据我省计生部门的最新调查,我省初婚夫妻的不孕不育率已达15%,其中有近一半的夫妻选择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繁育后代。然而,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仍属空白,司法实践在认定生父与子女关系的方式上采用的是血缘真实主义推定制度,于是通过AID(异质人工体内受精,又称供者精液人工授精)技术所生育的子女与其“生父”的关系的认定就显得非常的棘手。随着通过AID等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夫妻越来越多,他们与子女的关系如何认定、权利如何保障、义务如何履行,婚姻家庭编立法不应该回避这一问题。如何确定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父母及其与其他意义上的“父母”的法律关系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所带来的重要法律问题,即便是在这种技术的运用有可能是非法的情况下,法律上也有必要为那些基于人工生殖技术的运用而“无辜”出生的自然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有效的保障。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关于争夺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特别是AID技术生育的子女的抚养权和监护权的案件,在法律迟迟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往往处于法律与伦理夹击的两难境地,这很难对越来越普遍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起到有效的引导和规范作用,从而也极易催生恶意规避法律的现象产生。在21世纪这样一个生命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若我国民法典对如此重要问题依然不置一词或完全无视,那将后患无穷。

(二)完善非婚生子女的认领制度

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没有对婚生子女的推定、非婚生子女的认领等予以规定,但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又大量存在这样的问题。特别是在人们的生活态度和家庭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的今天,非婚同居和未婚生育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非婚生子女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呈上升趋势。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显示,人们对非婚生育子女的包容性越来越大,特别是年轻人,有38.7%的受访者表示不排斥非婚生子女,其中选择婚前或同居期间生育子女的比例达到了9.8%。尽管婚姻家庭编草案在“家庭关系”第28条对“对亲子关系有异议”及“生父确认未成年子女”、“未成年子女的生母和成年子女可请求生父确认亲子关系”作了规定,但规定得过于笼统且疏漏明确,难以适应社会进步及婚姻家庭关系和父母子女关系发展变革的需要,应进一步充实和完善。首先,对亲子关系有异议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或否认的当事人不宜扩大化,应限于子女的法律意义上的父母及“其他意义”上的父母,以及子女本人,否则此条款很可能被不法之人利用作为滋扰他人的工具。其次,鉴于本编对解除收养的条件中规定了“养子女年满八周岁以上,应征得本人同意”的内容,其意在于尊重有一定辨识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主观意愿,故本条款也应如此,因此建议本条款修改为“生父确认不满八周岁子女的,应征得生母同意;生父确认年满八周岁未成年子女的,应征得生母及子女本人同意;生父确认成年子女的,应征得子女本人同意”。

尽管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仍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补充“婚子女的否认”及“非婚生子女的准正”制度。但我们认为,我国立法历来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一视同仁,生父均需承担法定的抚养义务,故无须再对婚子女的否认另作规定。同时,鉴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在“结婚”一章内规定了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覆盖至“从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且符合本编规定的结婚条件时”,其期间所生育的子女自然为婚生子女,实际上就是非婚生子女的准正,故无须对非婚生子女的准正的程序等问题再做规定。

三、关于夫妻财产制度方面的建议

(一)建议进一步明确对无效和被撤销婚姻中善意一方当事人的保护

婚姻家庭编草案在“结婚”一章中对无效和可撤销的婚姻作了规定,但对婚姻被宣告无效和被撤销后当事人分割同居期间的财产的问题的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且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如何保护无效和被撤销婚姻中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对这样的当事人而言,他(她)怀着对婚姻的憧憬,本着建立家庭的诚意,并诚实地履行了缔结婚姻和维系婚姻共同生活的义务,因客观原因甚至是对方的恶意而失去了婚姻,其所受伤害是非常大的,婚姻家庭编的规定仅仅是“由人民法院根据无过错原则”处理财产纠纷及“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本编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却未对善意一方当事人维护其合法权益进行规定,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对婚姻被宣告无效和被撤销,其婚姻效力不溯及既往既体现了婚姻法的严肃性,也将进一步驱使当事人依法缔结婚姻关系,以保障自身和他人的权益。但无论善意与否,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都是自始无效,则显得有些欠妥。我们认为,建立对无效和可撤销婚姻中善意一方的保护制度,有助于对婚姻当事人特别是妇女和子女的权益的保护,同时也是与民法典总则有关制度和内容相衔接,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建议在“结婚”一章关于无效和被撤销婚姻效力相关规定后,增加善意一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相关内容,善意方当事人在同居期间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及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对子女和财产的权利义务(包括继承权等)都适用本编关于夫妻之间权利义务的规定。唯有如此,才能体现民法对无过错当事人的体恤和保护,以及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周延性。

(二)进一步完善夫妻共同债务清偿的规定

夫妻共同债务是夫妻财产关系立法中争议最大的部分,也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给予关注最多的内容之一。但这次婚姻家庭编草案对此作出的回应却显得很拘谨。目前婚姻家庭编草案“离婚”一章中第49条的规定仍然沿用了现行《婚姻法》第41条的规定内容,即“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此处存在明显的歧义及逻辑上的不周延。夫妻共同债务,本就应当由夫妻共同偿还,无论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离婚后,而不应该仅仅是草案限定的“离婚时”。同时,该条还规定“共同财产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则隐含了这么一层意思:共同债务原则上应由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协商不一致时方由法院判决。这样的规定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放置于此很容易产生新的问题。因为草案还新增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可以协议分割共同财产,...”的规定,对我国夫妻财产制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确实是婚姻家庭编立法的一大进步。但如果仍然把共同偿还债务的时间节点限制在“离婚时”,不仅逻辑上没能做到和分割财产的时间一致(都是对共有财产的处置,时间起止应当一致),而且容易产生对债权人的不利情况:夫妻双方举债后即对共同财产进行了分割,留下很少的共同财产甚至没有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债权人的债权就很难得到保护。

同时,婚姻家庭编立法还应该对夫或妻对清偿共同债务的范围进行限定,明确夫妻双方的责任性质。因为婚姻家庭编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仍是沿用了现行《婚姻法》“共同偿还”的表述,实际上仍没有对夫妻共同清偿债务的性质予以明确,即到底是“共同共有债务”还是“连带债务”,而这两种债务的性质差异非常大,直接影响到债权人能够受偿的责任财产范围,因为共同共有人并不当然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鉴于“共同偿还”语义的模糊与不确定,且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夫妻对夫妻共同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的共识,建议将“共同偿还”的表述改为“负连带责任”,同时将共同债务的清偿的规定前移至“家庭关系”一章关于夫妻财产的内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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